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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李子短信：
（今天的故事稍微有点长。）
格尔吉那年5岁。他依稀记得，因为一场大病差点瘫痪的他，从医院窗户里看出去，看见了多瑙河对面开来了苏联的坦克。
格尔吉·瓦加（György Vargha）全家人住在匈牙利东北部和乌克兰接壤的一个小镇上。1954年这个尤其燥热的夏天，格尔吉突然毫无征兆地病倒了。夜里，格尔吉发着高烧，眼球不断抽搐跳动；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他的腿已经站不稳了。
他得了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上世纪50年代，小儿麻痹症在整个欧洲和北美肆虐。它十分鬼魅，你甚至无法回忆起什么时候被它感染。它总是在夏天来势汹汹，经由不干净的水源或者食物传播，并在肠道内增殖。运气好小孩可能只是发个烧，而运气不好的，则会被病毒攻击神经系统，很可能留下后遗症，截瘫，甚至一辈子都要靠巨大的铁肺辅助呼吸。
格尔吉的父母束手无策。那时候，小儿麻痹症疫苗还未诞生，唯一的治疗方式是带有抗体的丙种球蛋白。但在那个偏远的镇上，所有药房和医院都缺货。当球蛋白辗转从布达佩斯送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可怜的格尔吉只能接受6次手术的保守治疗，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家理疗研究所对面的疗养院渡过。
他的整个童年都充斥着医院消毒水的味道。而令他的父母和父母辈的人记忆犹新的，还是时代的动荡。
冷战的铁幕落下之后，匈牙利被划归到了苏联一方，与美国代表的西方势不两立。然而，就在1955年，美国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有了重大进展——匹兹堡大学的乔纳斯·索尔克疫苗面世，试验获得了成功。面对疫情侵袭，匈牙利开始计划使用索尔克疫苗，保护更多像格尔吉这样的小孩子。
但在这个时候，国际局势急转直下。匈牙利国内对政局不满的人们走上街头呼吁改革，新政府在动荡中成立。担心匈牙利“离心”的苏联，于11月把军队开入了布达佩斯，国际舆论哗然。5岁的格尔吉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只记得父母把他接出了疗养院——因为局势的动荡，理疗研究所的经费吃紧，甚至食物和药物的供应都成了问题。即将接受手术的他不得不中断治疗。
那扇铁幕关闭得更紧了。20万匈牙利人，包括不少医疗精英，在动荡中逃向了西方（战前就因为纳粹走掉了很多人）；美国和匈牙利的外交关系降至了冰点，美驻匈牙利大使被召回；在东欧，来自西方的一切都值得警惕的，匈牙利公民的旅行被严格限制；而美国也一样，仅1958年就拒了600个医生的护照申请。旅美的匈牙利人，只好千方百计从美国获取索尔克疫苗，再辗转德国寄到匈牙利的家人手中。
在令人窒息的国际局势中，也存有一丝希望。匈牙利卫生部得以从加拿大进口一批疫苗，并开始与西欧的科学家合作，打算在国内建厂。第一批疫苗从加拿大运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而一名西德的飞行员驾着一架瑞士的飞机（瑞士是中立国），将这批宝贵的4万支疫苗送到了布达佩斯。在冷战时期，这是一次足以载入史册的交流。
尽管匈牙利做出了各种努力，但疫苗的短缺还是没能解决。疫苗产量本身就不足，而匈牙利也没有足够的（美元）外汇购买它们；国产疫苗的开发，也因为1956年的局势动荡被打断。
最关键的是，索尔克疫苗是一种灭毒疫苗，只有三针之后才能保证90%以上的保护率，这对于短时期的广泛接种而言，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阻力。漫长的供应链和层层加码的冷战政治背后，是越来越多像格尔吉这样不幸的孩子。有了疫苗的1957年，匈牙利却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疫情，有超过两千名小孩因为小儿麻痹症致残，患病率一度达到23/10万。
在索尔克疫苗普及缓慢的时候，另一种疫苗面世了。那就是沙宾的糖丸（估计现在很多人还记得），一种减毒疫苗。它直接作用于肠道，产生针对病毒的抗体，而且好处在于，它只用服用一次。
究竟继续生产普及索尔克疫苗，还是换糖丸呢？以及，整个科学界都在争论的，糖丸的安全有问题吗（有很小的概率，活病毒会直接让人染病）？对于匈牙利而言，他们等不了了。1959年夏天，又一次小儿麻痹症疫情袭来，他们决定换用糖丸。
当然，换用糖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带来糖丸的是“老大哥”苏联。苏联千方百计想要证明自己选择的接种方案是社会主义的、是更好的，他们甚至“不打算照抄美国人的双盲实验”——按照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没有对照组， 没有安慰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小儿麻痹症”。1959年，糖丸在苏联开始普及，而与此同时，在苏联的敦促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同时宣布了大规模的接种计划。然后，1960年东德，1962年波兰，1963年其他东欧国家……与此同时，在美国，糖丸用了3年才拿到FDA的通行证，关于安全性和必要性的争论持续了很久。
1963年，折磨了匈牙利接近10年的小儿麻痹症疫情被宣布消灭。可以说，索尔克疫苗在东欧失败、而糖丸却成功了。
有人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诚然，疫苗本身当然没有政治，然而是否信任、是否推行、怎么推行却是政治。糖丸代表的，是当时社会主义的标志——免费的医疗，大规模动员，外加集体的服从。这对疫苗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
然而，只说是社会主义，也未必太过武断。运来疫苗的西德飞行员，寄回疫苗的海外匈牙利人，还有冲破铁幕阻力一起合作的科学家，都努力跨过了那道铁幕；甚至，沙宾本人也是居住在美国的俄裔——是苏联卫生部长丘马科夫去美国亲自找的沙宾，并请求他协助苏联本国的疫苗开发。
而在匈牙利这个处于铁幕边缘的国家，人们或许别无选择，只能寄希望于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善意。中断治疗的格尔吉，后来用上了从西德红十字会运来的铁肺，让他得以呼吸；护士把他和其他孩子放进洗衣篮里，提到新建的小儿麻痹症疗养院中，许多孩子一起在那儿长大。而那六次手术，也在医生的照料下慢慢完成了，格尔吉能够站起来、走路、游泳，上了大学，成为了教授。
而他的女儿，朵拉·瓦加（Dora Vargha）成为了一名历史学家，她写下了他父亲和千万个匈牙利孩子的真实故事，和这段铁幕下一个小国的传染病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