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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队第一次开皇帝的墓,结果成了最后一次

2020-9-1 09:00 热度: 666 责编:一朵梨花压海棠

国家队第一次开皇帝的墓,结果成了最后一次

1956年9月18日,北京往北46公里。

这里是明代十三个皇陵之一的定陵。七个农民打扮的人站在这里。

他们即将要干一件事。这件事,每个中国人基本上都想干:

挖开皇帝的陵墓,进去探险。

此前,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找到定陵的地宫入口。成败在此一举。

在这道入口前经历了一段长长的,尴尬的沉默之后,他们最后抓阄决定了先上的两个人。

在场的还有两个特别的伙伴:

一条黄狗和一只大公鸡。

那是他们在附近的村里买的,用来探路。

先放狗。

这条原本很温顺的黄狗,被拽到地宫门口就一直冲着里面狂叫,就是不肯进去。

然后他们从洞口扔进了鸡。

但是鸡马上扑棱着又飞了回来,似乎看到了什么神秘而可怕的东西。

这就难办了。几个人面面相觑。

不怪他们不敢直接下去。一年多前,他们刚决定要挖十三陵不久,附近就发生了雷劈死人的事儿。附近村民纷纷传言,这是皇帝在地下显灵了。

又有传说,皇帝的墓里面都是机关:飞刀、暗箭、毒气,碰到就死不说,谁知道里面会不会有死不瞑目的殉葬宫女啊。

而且,这里面埋的还不是一般的皇帝,是有名的万历。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他是明朝第十三个皇帝,整整在位48年。

他10岁登基,21岁就兴师动众为自己修建这个陵墓,光选址就用了两年半。

一修修了6年多,花费白银800万两,相当于国库两年的全部收入。按照现在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20万亿算……

这座陵建成以后,万历就20多年不上朝,在干什么谁也不知道。

连余秋雨老师都听说了,写道:历史学家们只能推测他躺在榻上抽了几十年的鸦片烟。

此刻站在地宫门前的几个人当然不知道:几十年后,会有一位学者在大洋彼岸写出大名鼎鼎的《万历十五年》,风靡中国。

不过,就算当时《万历十五年》已经写出来了,对他们也未必有用。

因为可能根本读不懂——这几个人的平均学历不超过初中。

没什么文化、农民打扮、傍晚时分在皇陵地宫前打洞、用狗和鸡探路……任何人看到他们,都会判断:这些人是盗墓贼,还是不怎么专业的那种。

你要是这么想,那可是错了。

他们是正儿八经的国家队。

01

这次空前绝后的挖掘行动,可以追溯到一个人和一本书。

1948年8月,吴晗的《朱元璋传》初步定稿了。

吴晗是胡适的学生,从读书时就醉心明史研究。这本《朱元璋传》他从1943年在西南联大时开始写,这次是增补。

舵手阅读了吴晗的这本《朱元璋传》,感触颇多,特地约见吴晗,深谈一夜。

一年多以后,吴晗发表一篇文章回忆这次见面:

……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了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我有知识分子的洁癖,脱离群众。自以为清高,其实是逃避,自以为超阶级,其实并不如此。

在我的《朱元璋传》里也浓厚地透露出这样的思想。

国家队第一次开皇帝的墓,结果成了最后一次

1954年4月,已是北京副市长的吴晗又开始重写《朱元璋传》。后来他自己说,自己在这部书里:

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指桑骂槐,对这位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进行了过分的斥责。

《朱元璋传》的修订前后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吴晗作为一个明史研究专家显然不仅满足于此,他大概想要找出更多实际的史料来证明自己。

机缘很快来了。

1955年10月9日,是一个周天。一大批文化人和领导到十三陵郊游。

当时秋高气爽,一行人在长陵东侧野餐。身在这里,大家聊天的话题当然离不开十三陵。明史是吴晗的领域,他自然说得最多。

聊着聊着,吴晗突然当着大家的面对郭沫若说:

郭老,长陵(朱元璋儿子朱棣的墓)这么雄伟,里面肯定会有很多珍宝来陪葬,说不定还会有很多壁画和绝版的古书,咱们把它挖掘开,搞个地下博物馆,好不好?

郭沫若当即表示完全赞同,直接对吴晗说:那你就负责起草个报告给总理,请求批准吧。

两位文史专家都热情高涨。当天离开长陵之前,他们已经在商量写给总理的报告具体内容以及找谁署名等细节问题了。

这个推进速度,很难说吴晗和郭沫若是突发奇想还是早有此意。

10月15日,一封关于申请挖掘长陵的报告已经递了上去。

报告最后的署名除了郭沫若和吴晗还有四位大咖: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科院历史专家范文澜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苏。

这些人都是吴晗在这不到一周时间里联系的。

在他们的设想中:

十三陵能够成为世界名胜,媲美金字塔。而且挖掘十三陵建立博物馆不仅可以填补明史研究物证的空白。

更能让世人感受到什么是封建主义、为什么会被推翻。

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挖清代皇陵更合适。

但是当时末代皇帝溥仪尚在世,直接挖人家祖坟明显不合适。

吴晗也遇到了反对的声音。反对最强烈的是当时的文物局局长兼考古所所长郑振铎和实际主持考古所工作的副所长夏鼐。

夏鼐跟吴晗是清华的老同学,为这事亲自去找过吴晗,劝他不要急于这项发掘。理由是:

现在考古工作很忙,发掘长陵并不是当务之急,可以暂缓。

热情满满的吴晗和郭沫若毕竟还是学者,但是这两位却是实实在在主持考古工作的,清楚当时中国考古的情况。

很多考古专家都去了台湾。中科院考古研究所1950年才成立,真正的研究人员只有8人。

其中能做导师指导工作的只有四个人,就包括夏鼐自己和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再加上技术员一共才14人。

这基本就是当时整个国家的考古力量。

而当时全国基本建设如火如荼,郑州、洛阳、西安这种城市,随便扩展一下城区搞个工地就可能发现文物和遗址。全国的考古人员过去支援这些地方,还不一定够。

整个50年代,这些人要一边全国跑着进行挖掘保护工作,一边为了应对人才不足的问题还要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

在这种情况下,长陵的发掘确实是既不紧急也不重要的。

而且郑振铎作为文物局的局长,对当时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之薄弱十分清楚。

安徽等地把大量的古书拿来入炉造纸,国家命令禁止也无济于事。甚至有明代的刻本书被用来卷鞭炮,理由是:

这种纸做出来的鞭炮格外响。

但是显然,老同学夏鼐和郑振铎都没能说动吴晗。

两周之后,周公批示:原则同意。

至此,新中国历史上首次挖掘皇陵的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

也是唯一的一次。

02

1956年,吴晗主导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开始为挖掘工作做一系列筹备工作。

缺乏专家、缺乏经验的问题马上就出来了。最一筹莫展之际,工作队甚至拿着介绍信到监狱里找盗墓贼帮忙。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他们找到的那个盗墓贼一听是来问这个的,说话都结巴了:

我……我只盗过一个王爷墓……我就是个石匠,他们把我带下去……有个石头门,我就帮他们撬石头……

最终他们发现,长陵挖掘难度太大,于是先试掘定陵,也就是万历皇帝的墓。

1956年5月17日,定陵发掘工作正式开工。

考古队成员带着行李和铁锹、镐头、竹筐、扁担、绳子等工具住在附近的村子里。由于人手不够,他们还在附近村里雇了一批民工。

皇陵不同于以往的考古发掘,谁都没有经验,不知道具体情况,也不知道地宫大门在哪里。所以考古队只能先挖一条探沟,长宽不定,从上面切开试着找。这就像是——

医生只知道病人肚子有病,但是确定不了具体症结在哪里,只能把肚子切开来找。

考古工作听起来高大上,其实日常工作就是挖土。而且初期不确定下面情况时,挖土也要小心翼翼,用小铲子一点一点挖,进行得十分缓慢。

直到1957年的四月份,探沟已经挖到了长50米,宽3米,从左边切中了隧道。在2米深的地方,他们挖出了一块石头,上面写着:

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五尺。

工作终于有了进展。队员们明白,他们离万历皇帝不远了。

出于对皇家和陵墓的双重敬畏,从定陵挖掘之初,附近村子就一直人心惶惶。

8月底的某一天,附近三位村民到大殿中避雨。三人坐在地上说着话,突然一个雷劈下来,一位靠近柱子的村民当场死亡,另外两位受伤。

这件事引起了轰动。一时之间,皇帝显灵报应的说法传遍了附近。

后来,工作人员在大殿里装上了避雷针。

9月,隧道内的土清理完毕,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事实证明,地宫里面没有飞刀暗箭也没有毒气,只有长长的墓道和整块汉白玉制作的大门。

进去之后,大家谁也不敢出声,一个跟着一个往里走。

经过前殿、中殿和左右配殿之后,他们来到了主殿。

棺床之上,三个硕大的朱红色棺椁阴森森地摆列着。

三个棺椁平放着都有一人多高,楠木制作。周围还有很多木箱,摆放杂乱,有些东西已经散落在外面:玉器、盔甲、宝剑、凤冠、金银器皿……都是皇室的宝贝。

历经四百年风雨,在清朝和民国、北洋、日本侵略等几个朝代都被保护得很好的定陵,就这样被打开了。

国家队第一次开皇帝的墓,结果成了最后一次

正中间的就是万历。

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在地宫里躺了几百年之后得以重新见到世人。

但是他们不会想到,等着他们的却不是后人的瞻仰和敬畏。

而是更为彻底地死去。

03

挖掘四百年前的皇陵毫无疑问是大事,消息出来之后,立即引起全国甚至世界的关注。

除了一直参与的吴晗和夏鼐,还有诸多国家领导和文化名人前来参观定陵。

当时地宫还未公开展览,能来参观是一种殊荣。而且只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才能前来采访,其它新闻单位一律拒绝。

外国人就更不行了。

当年的工作人员不止一次看到外国记者拿着望远镜在定陵后面的山上往这边看,就跟后来他们又一有风吹草动就堵到某个医院门口似的。

每每这时他们就会感叹:

你那望远镜再好,还能看到地宫里去吗?这些老外,咳……

冷清的定陵这么热闹了几个月之后,比挖掘更难的工作开始了:清理。

没有恒温恒湿装置,没有科学复原设备,考古队就这么开始了,整个地宫内最先进的现代设备,大概就是一台小型发电机,用于发电照明。

最先清理的是孝靖皇后的棺椁,因为她最后进入定陵,中间经过一次迁移,棺木损毁得最严重。

开棺之后,工作人员先看到的是一床鹅黄色的织锦,上面绣着清晰的「寿」字和经文,颜色清晰可见。

下面盖着黄缎夹被,旁边是成匹的织锦,卷成卷,两边用红线捆着,还有白棉纸的字条,上面写着:臣XXXX敬上。

这些字都是用毛笔写的,当时看得清清楚楚。织锦有些虽然腐烂了,但是颜色还很鲜艳。可惜只保持了一会儿。

风一吹就不行了。

当时的设备简陋到什么程度呢?工作人员连橡胶手套都没有,手直接跟这些葬品接触。

一位工作人员连掀带抓清理完最后一层棉被后,用手一碰,孝靖皇后的肚子还是软绵绵的。

吓得他扭头就跑。

当天晚上做梦,孝靖皇后那穿着黄色锦缎袄的肚子一直顶在他脑袋上。

第二天再去仔细查看才发现,软乎乎的不是肚子,是还有弹性的黄缎袄。

棺内有许多珠宝首饰。孝靖的头发还没有腐烂,戴着许多金银簪子。她左耳上戴着一个玉兔耳坠,兔子的红宝石眼睛在黑暗里能放出闪闪的红光来。

国家队第一次开皇帝的墓,结果成了最后一次

三具棺椁旁白的箱子里,除了金银珠宝,还有木俑,即木头雕刻成人形,代替真人陪葬。

木头的材质比金银更不易保存。当时西方国家的处理方式一般是放在零下200摄氏度的温度中脱水,然后放在玻璃箱中保存。

但是当时的定陵没有这个条件,只能采用土方法——把蜡放到锅中熔化,再把木俑放进去进行“蜡炸”,但是依然没能阻止变形。

万历的棺椁最为完好。由于太大,打开之后,工作人员即使在旁边放上凳子也无法进行操作。无奈之下,他们在周围搭起木架,上面放上木板。

人趴在上面探身进去清理。

还够不到的,用凳子托着,把人吊在棺材里。

想象一下,趴在一个死去好几百年的人上面,时刻面对面,还要伸手到他身上拿东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从万历梓宫里清理出的随葬品无疑是最丰富的。除了成捆的织锦,还有龙袍、金锭和金冠。

经过近10个月的时间,1956年7月底,定陵地宫基本清理完毕。9月,新华社向世界正式播报了新中国第一座皇陵发掘的消息。

随后,万历地宫的殉葬品在故宫神武门向社会展出,郭沫若、吴晗等人参加了剪彩仪式。

同时,定陵自己的博物馆也在加紧筹备,对殉葬品进行修补、保护和复制。

有两样工作最为重要:万历帝后的尸骨复原和大量织锦的处理保护。

苏联科学院人种学研究所整形修复实验室主任格拉西莫夫当时正在中国,听说以后主动找来请求参与尸骨修复。

在这之前,这位专家已经帮北京博物馆修复制作了古人类头骨模型。

但是政治原因,被拒绝。

最后,负责复原三具尸骨的是:

中科院古人类古脊椎动物研究所。

受阶级斗争思想影响,另外两位雕塑的老师觉得万历皇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所以他们修复出的万历帝后是这样的:

万历戴着瓜皮金丝帽,左腿长,右腿短,手握皮鞭;两个皇后穿红着绿,涂脂抹粉,头戴鲜花首饰,面目凶恶。

就是剥削农民的大地主和地主婆的样子。

对于织锦的处理,采取的是用软化剂之后装裱。软化剂效果有限,更重要的是,当时负责装裱的工作人员没有专业知识。

沈从文当时已经被迫离开了文学创作,改行研究古代服饰。他特意来看,发现装裱起来的织锦都是反的。

一问,工作人员大概不认识他,还不懂装懂:

丝织品不都要看反面么?

沈从文脾气再好这次也没忍住:

织品更要看正面,如果看反面结构留下一两厘米就行了,这整匹都是反的,分明就是装裱的错误!

拂袖而去!

沈从文回北京后不久,郑振铎和夏鼐就知道了织品损坏的消息,痛心疾首。更严重的是,受定陵挖掘的刺激,各地都跃跃欲试,准备挖掘皇陵。

二人心急如焚,上书表示此风不能长。万幸,周公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制止了这股挖掘皇陵之风。

但是定陵更大的悲剧已经开始。

04

1956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宣布成立的当天。办公室主任指示一位参加了发掘的民工:

复制的棺椁已经做好,那么原来的就没用了,你带几个人把它们扔了吧。打扫一下地宫的卫生,准备接待领导。

扔了吧。

扔了吧!

民工一脸迷惑:扔了?怎么扔?往哪扔?

主任坚持着:对。扔了。听我的,劈开扔了。

老实巴交的民工劈了几下,觉得这事儿不能干:

我们辛辛苦苦快三年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要把万历的棺椁找到研究么?现在就在这里,为什么反而要扔了?

他想不通,也舍不得,扔下手里的东西走了。

主任哼了一声,继续招呼来几个警卫。最后,三口棺木被从高墙上扔下,滚入山沟中。

几十年后,这位主任面对采访时说:

当年我是请示了领导的,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怎么敢做这样的决定?

只不过后来追查起来,就没有人承认了,我只能自认倒霉。

这位主任当时不知道,他下的这道命令,背后竟是七条人命。

那天三口棺材被扔下山之后,被附近村民发现之后一抢而空。

其中有一堆老夫妻,说要用这么好的木料给自己打两口棺材。

结果,第一口打好之后,老妇人突然去世;第二口打好之后,老爷子也很快去世。

棺材用上了。

捡到棺椁木料最多的是一对夫妻,有三男一女四个孩子。当时他们正在山坡上,看到这么上好的金丝楠木,立刻就找人拉了回去,做成了大柜子摆在家里。

某个星期天的下午,夫妻二人收工回家,到处不见孩子们。

最后在那个柜子旁边看到了四双小鞋。打开一看,四个孩子都已经身亡。

报警之后,公安经过调查鉴定,得出结论,孩子们系缺氧而死。四个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的只有5岁。

旁人推测,应该是几个孩子钻进去玩,打闹间盖子落下,外面的挂钩合上了。这样里面无论怎么挣扎都打不开出不来,这口棺材的密闭性又太好。

后来夫妻俩在短短几年内又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

唯一的男孩在高中毕业后的某个夜晚,再次趴在那个柜子上神秘死去。

而对万历来说,棺材被劈被扔只是一个预兆,更大的劫难在十年之后到来。

1966年,文革开始了。

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们翻山越岭闯进定陵,把博物馆馆长等人关进仓库,大声逼问:

老东西,把钥匙交出来!我们要去地下宫殿斗地主头子!

没得到钥匙的年轻人们还是砸开了地宫大门。宝座、复制的棺椁,地上摆放的箱子、长明灯,都没有逃过他们的暴力。

在把这些文物统统砸烂毁坏之后,年轻人们终于离开了定陵。但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受此刺激,立刻也开始行动起来。

最熟悉的人破坏起来总是更容易也更能找到痛处。

昔日的一位定陵博物馆女讲解员W,带着人把馆长等走资派统统关起来,对定陵进行了更为彻底的破坏。

男青年S率先冲锋,爬上四十多米高的梯子把牌匾上的定陵两个字用油漆涂了。还不满意,又上去想用浆糊贴上毛主席的画像,然而——这次爬到一半,他就摔了下来。

1966年8月24日下午,W领导的革命进行到了高潮。

万历和两位皇后的尸骨被摆到定陵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她还请了长陵管理处、供销社、林场、粮站、学校等众多单位的人前来声援。

先是石块,然后是火把向尸体扔去。

把万历帝后保存了几百年的尸骨给烧了。

给烧了。

给烧了!

据定陵博物馆一位职工后来回忆:

这一天从早到晚,始终未见到太阳。

几十年后被问起这段往事,男青年S表现得十分平静:

我自己做的事我承认,这是在文革的大气候中干的……

尸骨毁得太可惜了,把我们这些人抓进监狱也不过分……

这场悲剧应该被写下来,告诉后人,不要再折腾了,再折腾下去中国的文化就完蛋了……

而那场焚烧中的领导者W没有这么平静。从烧毁了万历尸骨那天起,她一直噩梦缠身。梦里,万历和两位皇后拿着大刀要杀她。

这个梦缠着她几十年。她开始严重神经衰弱,身体越来越不好。

几十年后,她自己说,或许这是报应吧,后悔当初自己不该那么无知和狂妄。

晚年同样后悔自己无知和狂妄的还有一代大师吴晗。

万历尸骨被烧毁之前,他已经开始被批斗。1968年3月被捕入狱。

在这之前他遇到过老同学夏鼐,谈起定陵,吴晗终于表示了他的悔恨,满是悲伤地道出了作为一个学者的遗憾:

文献记载罂粟在明朝中叶就已传入中国,我总在怀疑万历生前抽过大烟,可惜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骨头可以拿来化验一下好证实真伪,然而一把火,就什么也别想了。

吴晗此时终于明白,当初郑振铎和夏鼐的坚持是对的,定陵不该挖。

但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1969年10月,一代大师死在狱中。

而那些参加了定陵发掘的考古队成员,要么被下放劳动,要么被打成吴晗一派,跟吴晗一样被批斗、受折磨。

1977年10月,恢复工作的夏鼐率中国考古代表团访问伊朗。

在做了关于中国考古成果的报告之后,有个当地学者问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定陵这样伟大的考古发掘,为何20年没出报告?

05

当年受定陵挖掘的刺激,对其它皇帝陵墓跃跃欲试的不止是各地考古单位,还有各地的文物爱好者们。

比如,郭老。

1958年,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墓道口被偶然发现,郭老听说后立即建议挖掘。

理由是:

里面肯定保存了不少珍贵书籍字画,说不定有王羲之的《兰亭序》……

陕西省岂能不明白这里头的好处,立即开始勘探,连乾陵发掘委员会都成立了。在郭沫若等人的强烈提议下,文化部向国务院提交了《乾陵发掘计划》的申请。

周公考虑到定陵挖掘之后的结果,沉吟再三,没有同意。

这件事大概成为了郭老一辈子的遗憾。

1982年,《文物保护法》正式出台。对考古发掘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定,要经过层层审批,慎重再慎重。

1987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再次明文规定:

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

是以,定陵就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主动发掘的皇帝陵墓。

此后的考古挖掘最高至王侯墓,而且多是保护性的。

比如2011年在江西发现的海昏侯墓。

当时有人想来盗海昏侯墓,但是技术不精,盗洞打偏了,反而惊动了当地村民。

村民上报,相关部门立刻对现场进行封锁,后来决定出于保护发掘。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等十余家单位在正式开始前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详尽调研。

从2011到2016年,出具的相关报告和预案不少于20份。

发掘前期,工作人员先运用了GPS 定位、电子全站仪布网测控、航拍以及三维扫描等科技手段,将调查资料信息化,复原出海昏侯国大遗址的全貌。用声、电和磁等地球物理探测方法形成了三维建模图。

可比当年去找盗墓贼问从哪挖靠谱多了。

发掘工作中,采用了复原整体布网测绘技术,在现场布置了 9000 多个测绘点,地宫中所有物品无论大小都有一个三维坐标,这样即使挖开移动了,也知道它们之前是什么样子、摆放的位置如何。

主椁室顶部还长期设置了多台高清晰延时摄像机,每5分钟自动拍摄一次,直接动态记录发掘全过程。

海昏侯的挖掘还采用了实验室考古的方式,把刚出土的文物整体套箱后运进实验室,先保护再清理和提取。

实验室有专门的超低温古尸存储柜,尸骨第一时间被保护起来并进行体质人类学与病理学测定。

万历就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在海昏侯的考古挖掘中,甚至引入了航天领域的低氧工作技术,对脆弱易被氧化的文物直接送入无氧或低氧舱。这是全世界首次。

看这技术手段和小心翼翼的程度,对比一下就知道万历的遭遇有多惨。

不过也有人说,如果不是定陵挖掘的失败,可能还会有其它皇帝陵墓遭殃。也算是牺牲了万历一个,保护了那么多皇帝。

只是这代价未免大了些。

06

2020年的这个夏天,考古圈再次被大众关注,源于一个小女孩。

应届高三考生钟芳蓉以高分报考北京大学考古系引起全国博物馆和考古人士的青睐,纷纷送上礼物和祝福,被称为“考古圈的团宠”、“过生日的郭襄”。

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樊锦诗亲自给小姑娘写信:坚守自己的理想,静下心来好好念书。

小姑娘回的是:我选择为考古献身,也希望找到心灵的归处。

引发全网关注的背后,是大众对考古这份工作的好奇,对我们这个古老国家漫长而厚重的历史。

历史需要发掘,需要有更多的人关注。

一档节目里,樊锦诗先生说:我们的事业是年轻人的事。只有年轻人热爱、懂得、研究和保护文物,这项事业才能永葆青春。

是的。考古是关于历史的事业,但是每一段历史,指向的都是未来。未来会有更年轻的人来加入这项事业,会有更先进的技术和研究方法。

考古需要的不仅是研究过去,更是看到未来。

如果一定要说定陵挖掘对我国考古事业有什么贡献,那可能就是告诉了我们:

要对历史怀有最大的珍惜和敬畏。

在人类的技术和心智尚不成熟,不确定能让先人的智慧和遗物得到最好的保护、发挥最大的价值时,不如让其继续深埋在时光之下。

来源:8字路口 微信号:cross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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