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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武汉餐饮人的闭店98天

2020-10-10 14:00 热度: 511 责编:一朵梨花压海棠

一个武汉餐饮人的闭店98天

1

2020年1月23号上午10时,武汉封城。这座千万级人口城市里的大小餐饮店,绝大部分闭店,只留极少部分应对特殊需求。我和先生在远城区新洲区经营的3家餐饮店——1家中餐厅,2家西餐厅——以及和几个朋友一起合作投资的、正在装修的2家新店,也就此按下暂停键。

作为餐饮人,我们理解封城对于疫情控制的必要性。可眼睁睁看着几十万的备货慢慢过期、上百号员工生活停滞,我们能做的,也就是望着窗外的天黑了又亮、亮了又黑,期盼疫情早日缓解,城市能早日重启生机。

不能外出的日子,大多数小区都建立了自己的购物群,商家送货上门。这种全新的社群营销模式,保障了这座城市在非常时期的物资供应,甚至成了人们暂时缓解精神压力的避风港——各具特色、排版精美的小程序封面,堪比店面装修一般用心良苦。

随着疫情缓解,餐饮同行们也开始“到家服务”的尝试。我们2家西餐厅都开在不同街区的“摩尔城”里,邻居都是同一家连锁火锅店。这家店的老板娘李姐在武汉市内有着十多家中餐厅和火锅店,平日生意非常好。疫情之初,其中一家酒店还成为给援鄂医疗队、方舱医院以及隔离点送餐的定点餐饮店。3月下旬,“保供”工作接近尾声时,她也建立了自己的客户社群,开始做起了外卖。

随着“4月8日解封”的消息传来,我也开始犹豫——是否要做外卖来慢慢恢复生意?我给李姐打了电话,她的声音有些疲惫:“做外卖根本不赚钱,如果一天的营业额达不到2000,基本就是亏本。我这是没办法,外地的员工都滞留在这里,不能让老员工流失,我还有做‘保供’时赚的几个钱撑着,你那边现在能不开就尽量不开。”

我叹了口气:“再不开,那就相当于店子倒闭了啊。”

我家餐饮店规模虽没李姐的大,但问题是一样的,尤其是近百名员工复工的问题,让人寝食难安——店铺不开张,工资也只能停了。我和先生在员工群时不时邀请大家出来发个视频露个脸,明显能看出大家情绪都很低落。

西餐厅A店的店长小张是个90后,起初为备战春节,他把远在河南老家的老婆孩子都接了过来,租房子住下,做好长期工作的打算。结果,2月和3月,他跟我借了4000元维持生活。店里的厨房主管小王,家在本地,孩子刚满1岁,老婆在家照看孩子,就靠他一个人赚钱养家,他不好意思开口找我借钱,去跟农村老家的父亲借了几千块钱过活。如果再继续这种没有收入的日子,这两个小家庭的生活困顿可想而知。

4月1日这一天,先生要求各店店长对所有员工能否回来上班做一个调查,结果显示九成员工都急切想要复工。剩下的,有的是为了生存已另谋他职了——比如西餐厅扒炉的一位熟练工,应聘去了武汉火神山医院做了厨师——也就是说,只要店子可以重新开业,已经两三个月没有收入的员工,都会第一时间回来。

这个结果,吹响了我们的复工集结号。为了给员工一个发工资的理由,也为了把店子撑下去,我和先生决定不管是赚钱还是亏钱,先做线上外卖的营业,就当是预热。

4月8日,经过76天的坚守,武汉迎来重启。与此同时,“无接触送餐”也应运而生。美团、饿了么这些主流外卖平台提点高达18%以上,我们在3年前曾做过两个月,后来财务核算,利润太微薄,便停止了。如今,为了生存,我又不得不尽快重新开启这两个外卖平台的业务。

此外,我们也决定像小区的购物群那样,建一个自己的客户群,来推介自己的餐品。实体店要做小程序,必须通过微信公众号,而我们公司的公众号认证刚好是今年2月到期,因为疫情没有按时缴费认证。续费3天后,系统仍显示未通过。远在深圳的认证公司审核员回电说,缴费必须要有公司的对公账号。而对公账号的办理相当麻烦,此时银行还没有完全复工,很多业务办理不了。

急火攻心,我一字一顿悲切地说:“难道没有其他更方便快捷的办法了吗?武汉现在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电话那头的女声立即温柔地安慰我不要着急,说她可以试试通过114台的电话号码查询来解决问题。10分钟以后,认证通过,半个小时以后,各店的小程序相继开通。

在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和店面全面清洁、消毒后,4月13日,西餐厅A店和中餐厅开始线上外卖营业。每个店我们当时只召回五六名员工,他们都是在每个店工作时间最长、平时任劳任怨且能力不错的。重新回到餐厅来的小张和小王,有一种鱼入水、鸟归林的欣喜,看了让人直想落泪。

我们的中餐厅开在一个小区密集区,但周边小区仍处于半封闭式管理的状态下,照顾生意的都是小区里的老顾客。当晚8点,公司营收群里收到久违的信息——两个店这天的营业收入都没超过500元。小张发了个沮丧的表情说:“不及从前的几十分之一”。

这个结果,既是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先生发了一个加油的表情:“也好,也好,不管怎么样,既然已经启动,明天还得继续。”

熟识的餐饮店有五六成在这时也已经做起了外卖业务。外卖艰难,做生意的人就开始想着出奇招。有位同行为吸引客户,投放了1万份“1块钱1份”的排骨套餐,在这种反常的营销下,他一天能营收6000元,但除去房租、水电、工资等开销,只能赚到300元。更有甚者,推出了15元的“两荤一素”工作餐。在当时居高不下的团购菜价之下,15元能够买什么?小白菜5元1斤,猪肉30块钱1斤,还不算柴米油盐和人工费用。可是他说,“一天卖出一二十份,赚上小几十块,总比待在家里没事做强”。

每一份订单都弥足珍贵。为了送份30元的工作餐,先生要亲自开车来回20分钟,他自嘲:“这几块钱的利润根本不够油钱,我还跑得屁颠屁颠的,这不能叫做复工,只能叫做自救。”

2

线上外卖对于我们这种以线下为主的餐饮店终究只是过渡。而要线下开张,房租就成了压在我们头顶的大山。我们每个月3个店的租金得近10万,一季度一缴。如果没有疫情,我们应该在3月份缴纳下一个季度的房租,也就是近30万。这对几乎没有营收的我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4月2日,李姐就在朋友圈发了个视频:武汉近百家中小微餐饮企业集体联名向市政府发出了一封求救信:“受疫情影响,武汉餐饮企业损失犹为惨重,承受了前所未有、全国之最的巨大损失和影响,尤其是中小微餐企较其它产业的复产,将遭遇巨大的阻力,因此集体呼吁政府救市,给予必要援助,诉求一:减免半年房租……”

我看了心头一热:这里面说的,全是我们的心里话。国家已经出台的政策是:租赁国有资产的商家可以享受3个月免租加上6个月租金减半的政策。而我们租赁的都是私营企业或者私人房产,只能跟房东协商。

过了几天,李姐又发了一个视频,说是光谷步行街的商家集体游行要求免租。视频里,几十位商家举着“解除合约,免租一年”的牌子,喊着口号,游走在灯火辉煌却空旷的商场里,凄切又无奈。

我们西餐厅B店所在的摩尔城是新洲区最大的商业综合体,有着较完整规范的运营和物业管理模式。4月4号下午,楼管通知所有商家做好4月8号开门营业的准备。可一直期待重新开业的商家,此时却犹豫不决:一旦打开店门,商场必定会开始计租,因为他们也两三个月没有收入了。

我问了好几个同行,都说,“8号肯定不能开,现在疫情形势还这么紧张,谁敢出来吃饭啊?开了也只能做外卖,做外卖就是亏本,再往后拖几天看看”。

多年来生意一直做得顺风顺水、人脉颇丰的李姐,言之切切:“我肯定不会主动去找商管,一‘主动’,就‘被动’了。到时候我们大家都不开业,商场急了,会主动找我们谈免租的。”

商管公司跟商家就这样僵持着。

4月20日下午,楼管又一次给我发微信通知:“接政府相关单位知会,请贵店铺做好4月30号大餐饮全面复工的准备工作!”

惊喜之中,才知道武汉市政府刚刚发了文件,允许在做好防疫工作的情形下,餐饮业有序开放堂食——果然被李姐言中,商场急于开业了。4月30号过了不就是“五一”了么?从前的小长假,我们西餐厅B店的日营业额都在5万以上。那样红火的生意,如今回想起来,就像一场梦。

想开门赚钱又怕扛不起费用的心情,让人如坐针毡。“太难了”几乎成了那段时间餐饮业朋友群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一家烧烤店老板联合我们几个餐饮商家,想在23日一起去找商管公司的老总谈免租的事。大家一致认为:摩尔城虽是私企,但也要按照国家标准去谈,谈好了才能够开业。

从商管公司方面说,只有商家开业了,他们才有可能收费;从商家方面来说,只有商管公司痛痛快快地答应合理地免租,才敢大胆地开门营业。这是一场双方都需要拿出诚意的谈判。谈好了,皆大欢喜;谈不好,两败俱伤。

到了约定的时间,大家都到齐了,却发现烧烤店老板迟迟未到。给他打了两个电话,他说他的合同今年12月底就到期了,他不想这时候得罪了商管公司,怕到时候续签合同不好谈,所以放弃参加这个行动。

于是大家都戚戚然,心照不宣地散了。

任何时候、任何事情,我都相信诚意沟通的力量。我主动向楼管提出了想跟商管公司杨总谈免租事宜的要求,并约好27日上午。先生说:“如果谈得好,就立即通知员工做好复工准备,谈不好的话……”我打断先生的话:“不,一定要谈好,不可能谈不好,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诚意。如果谈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纠结。你一定不能犯牛脾气啊,两百多万开起来的店,做了还不到五年,凭什么谈不好?”

“太难了,今年大家都太难了。”这是杨总客客气气地请我们坐下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先生首先提出了国有资产的免租标准,杨总说:“‘三免六减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也是打工的,我汇报到老板那里去,肯定得不到批准,但是我又很希望你们能够在这里继续做下去。”

气氛有点紧张。正好这时先生接到一个电话,起身到外面去了。杨总诚恳地盯着我问:“请说句真心话,你们心底真正的诉求是什么?”我也诚恳地回答:“4个月。”杨总说:“哦,那就是‘三免二减半’,有点难。”但语气明显有了些许缓和。

于是我极其认真地陈述了我们的困境和想法,请求杨总在他老板面前一定要为我们争取:“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敢重新开门营业,才有可能把生意撑下去。只有我们撑下去了,后面的租金和物业费才有可能正常地缴纳……”

离开杨总办公室,我又紧接着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杨总,我说服我先生,五一节积极开业,把商场节日的生意场面撑起来。免4个月,还是要请你帮我们去争取,真的是太难了。有杨总的支持,我们才有信心做下去啊。”

这条信息发出去以后,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相信,生意场上虽然利益最重要,但是精诚所至,才是双赢。

两天后,杨总电话回复我:“已经在老板那里替你们争取到了4个月的免租,直接一次性减免,毕竟商场还是需要大的品牌店来支撑,你们就放心准备五一重新开业吧。”最后还特别提醒:“这只是给你们单方面的扶持,切记不外传。”语气里是掩饰不住的开心。

也不知道五一当天跟我们一起开业的餐饮商家们,是不是都跟商管公司谈好了免租的事。

3

5月1日,距离餐厅停业那一天,整整过去了98天。这天,我和先生一起,巡视了公司旗下3家餐厅重新开业的样子。

美食依旧在,而食客稀疏。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餐桌上,与餐厅里的灯光,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坐在桌边的人们都戴着口罩,却掩不住久别重逢的喜悦。也许,这是他们劫后余生的第一次约会,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掩饰不住的笑容。而我们终究是赶在春天的尾声里回到了春天,为活在春天的人们提供了久别重逢的地点。

我们曾期待的报复性消费场景并没出现。依然封闭的小区门,出入扫健康码的店铺管控模式,以及不知何时才能够摘下来的口罩,都提醒着人们要小心谨慎。而很多人两三个月没收入,除了维持基本生活,消费能力已大不如前。

对于老板来说,客人进门了,并不一定就是生意好做了。最令人头疼的事,是这非常时期的员工去留问题。面对恢复不到三成的生意量,和只有从前1/3的回岗员工,我们只得拿出方案:5月份只能发六成的工资,如果6月份生意慢慢回暖了,再恢复发八成的工资,到了7月份,不管生意如何,工资都会全额发放。即便是这样,我们算了下,也只能勉强维持甚至是亏本。但当时我们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把店子撑下去,一切都会好起来。

先生为了安抚员工,挨个店去开会,宣讲当前餐饮业残酷现实,请求大家跟我们一起共渡难关:“等小区全部都可以解封了,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大多数员工对这个工资方案都表示理解,也有个别人有不同意见。中餐馆的厨房主管小秦就说:“我们打工的人出来就是做事,困难应该是老板自己承担,生意好不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上班一天就是做一天的事,跟从前都是一样的上班时间。”他表示不接受这个方案,并提出了辞职,说他有个朋友也在武汉市里做厨师,已经打招呼让他过去,“工资比这里高,还是全额发放”。小秦是一位五六年的老员工,从一般的师傅做到厨房主管,先生极力想要挽留。

我问李姐武汉中心城区那边的餐饮和用工情况恢复得如何。李姐说:“什么叫做恢复啊?那叫一个惨,很多店都没有开门,老板干脆就直接扔下店子跑路了,留下没有支付的员工工资和供货商的货款,很多员工都没有工作了,要么改行送外卖、送快递,要么待在家里勒紧裤腰带吃老本。”

李姐在新城区摩尔城的火锅店,一直观望到5月7号,在确认我们店的生意还行的情况下,不等商管公司主动找她谈免租,也迫不及待地“被动”开业了。她告诉我,本地大名鼎鼎的L酒店在4月8号解封后,以为生意能够很快恢复,把员工都召集回来开业了,结果经营状况惨淡,实在撑不住了,1周后宣布重新停业,所有员工放假到9月1号再上班。还有小道消息说,一直到今年年底,市政府都会限制大型酒店接待各种宴席,如果此话成真,武汉的大酒店恐怕要倒掉一大批,连带受损的还有原材料供货商的生意、员工的收入以及房东的租金,“最近武汉餐饮业的朋友圈里面有人说了一句话,叫做‘不开心死,开了死心’,很多朋友都含泪点赞啊。”

先生把李姐说的情况跟小秦一五一十地分析开来,说了很多挽留的话:“现在外面的情况都不好,工作不好找。你就算要走,也等情况好转了再走,好歹在我这里工资多少还有发的。”可是小秦决绝的态度,令他十分伤心,也十分愤怒,当即同意他直接办理离职手续。随后先生在餐饮朋友群里发布了招聘中餐厅厨房主管的消息,朋友们回应说:“有人,有人,现在是大把大把找工作的人啊。”

第二天,朋友便介绍了一位年轻人过来,黄陂的(黄陂区毗邻我们新洲区,都是武汉市的远城区之一)。他年前在市内一家大酒店做副主管,疫情之间老板直接把店子关了贴上了转让的字条,1月份的工资不知何时能发给他,他有老婆孩子要养活,不可能长时间不出来工作。

先生实话实说:“我这里5月份只能发得起60%的工资,但是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年轻人说:“现在不是讲条件的时候,活命要紧。”

一句话,说得先生既心酸又感动:“这样的员工心态好,有贵气,以后一定要重用他,包括所有现在不谈条件回来上班的员工,都是公司的宝贝。”

后来听其他员工说,小秦根本就没有什么在市内做餐饮的朋友,其实只是想要保住全额工资。至于他后来去了哪儿,我也无从知晓了。

A店店长小张也辞职带着老婆孩子回到河南老家去了,他说六成的工资根本不够他在这里养活老婆孩子,他想回老家去,由双方父母投资开个小店。先生再三挽留:“再坚持两个月就好了,今年全国的经济受疫情影响都不是很景气,不是开店的最好时机,再说了,一家新店从选址到开业最少得3个月,在此期间,你会没有任何收入。对于你来说,投进去的也许就是双方父母大半辈子的积蓄,这个计划太悬了。”

但他去意已决:“我只是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过年前,我们公司接纳股东投资的两家新店,已经动工装修了一半,原本预计4月开业。本来小张就是奔着给新店“开业”的梦想而来的——在每一位餐饮员工,特别是高管的职业生涯中,能够做一个新店的开荒者,那是日后跳槽求职申请高工资的资本。

我问他:“如果没有这一场疫情,你会离开吗?”

过了好半天,微信对话框里,他发过来四个字:“肯定不会。”

4

重新开张半个月的生意,就像一个窒息后刚恢复呼吸的人一样,生命力很虚弱。5月16日,武汉市启动了为期10天的全民核酸检测。餐饮老板们都说,如果情况好的话,各种封闭管理应该都会松一些,这样我们餐饮店的日子也会好过一点。

每一年的3月到10月,是夜市大排档的黄金时期,跨越春夏秋三季。而在这个初夏的武汉,室外夜市烧烤大排档成了餐饮业最吃香的模式。这其中不少的经营者,都是老板的店子倒闭了或者店子还没有重新开业的厨师,他们一个人,或者三两个同事一起,临时支起一个摊子聊以度日,想等着餐饮店生意好起来了再回去上班。当时,总理一句“地摊经济、小摊经济,是人间的烟火,是中国的生机”,无疑也给了这样的餐饮业态一个心安理得经营下去的支持。

一向眼光敏锐、头脑精明的李姐,看到了这个逆境中的商机。她给我打电话说:“现在也不是所有的餐饮店生意不好,路边夜市烧烤店的生意甚至好过去年同期,我们公司正在跟武汉一个非常有名的烧烤品牌店谈合作,因为现在大学生都没回来,商圈里面的店子根本没法开,好在我有两三个店是街边店,做中餐生意实在惨淡。我要抓紧这两三个月的时间,把烧烤生意做起来,赚一点是一点,总不能老是这样拖着亏本吧?”

大约又过了十来天,李姐的朋友圈里就晒出了她红红火火的夜市大排档生意。图片上,原本高大上的大酒店门口,摆满了从酒店大厅里搬出来的桌椅,新添置的烧烤炉在明亮的灯光下显得锃光瓦亮的,生意看上去确实不错,几乎座无虚席。

我在微信里跟李姐开玩笑说:“你可真是生财有道啊,任何时候都难不倒你。”

李姐发过来一个大哭的表情:“加盟费10万,设备改造费大几万,客人的消费标准比去年降得很低,只能靠薄利才能多销,得几个月才赚得回来,我店里一个月工资八九千块钱的大师傅,原来做一个菜卖价七八十、八九十,现在烤串做了一大桌,都不及原来一个菜的利润,还怕什么时候政府又要开始整治地摊了。就算政府不整治,到了冬天,天冷,这夜市的生意也不好做了。”

我安慰李姐:“别想得那么远,有一天钱就挣一天钱,现在你至少还有这大排档可以挣个快钱,度一度这不景气的日子,像我们这几个不在街边的店,就只能慢慢熬,等着好起来的那一天。”

我们的鸡蛋供应商,在催我早点结账付款时也大倒苦水,说他有一个大客户,在市内有二三十家分店,到今年6月份已经欠他十几万块钱的货款,几乎截断了他的现金流,现在他手里用来进货的钱也差不多没有了。

他说:“前几天我问他们能不能先结一部分货款,他们说没办法,减了很多员工,留下来的员工只能发50%的工资,6月份都过去一大半了,5月份的工资都还没有发。我只能暂时停止催收货款。我知道,现在这时大家都难,确实是太难了……”

我们西餐厅牛扒供货商卫总,为了打开货品的销路,也打电话问我:“你们摆地摊没有?”我说西餐厅怎么能摆地摊,他说:“怎么不能,我们公司最近开发了几款‘地摊牛扒’,我正在帮几个商家老朋友在武汉这边找摆摊的地方,有几个已经开张的夜市地摊,牛扒卖得火得很呢,我建议你们也搞一个。”

我不禁感慨:要知道,卫总加工厂的牛扒之前可是供不应求,找他要货都得提前预约,哪里需要他像现在这样到处做推销?卫总叹口气:“没办法,商圈里的西餐厅现在几乎都没有开。我们加工厂的货总得找个销路吧,不然,那么多工人喝西北风啊?现在大排档里的烤串卖得好,我们厂里不少原来是做正品牛扒的原材料,都用来做牛肉串了。”

而且,卫总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小气了。以前可以货到付款,现在却要先付一半预付款。再往后,不仅仅是卫总,另外有几家供货商也是如此,允许货款月结的供货商是越来越少了,甚至还有一位老供货商,一趟不到200元的货款,非要吵着先打款再发货。我跟他论理,说哪里有这样做生意的,至少是货到付款吧。他带着哭腔说:“老板娘,不是我不相信您,确实是再也不敢先发货了,您知道这场疫情过后,我原来手里的商家有多少关门了吗?他们一关门,我年前几十万的货款根本要不回来……”

再去大街上走一走,新开的夜市烧烤店,如雨后春笋,大大小小,层出不穷。一些原来做早点的店子,现在也顺带晚上做烧烤。更有甚者,一些街边经营文具、水果、服装等等与餐饮风马牛不相及的店子,但凡店门口有块空地的,也利用街边的优势,白天做本行,晚上做夜市烧烤,这样的摊子一般不大,只有两三个桌子摆在路边,但总归是为店主人一天的营生增加了收入,仿佛只有这样,日子才过得下去。

多年以来,我们中餐厅的美食顾问聘请的都是武汉餐饮界声望很高的汪大师(武汉很多大酒店的名厨都是他的徒子徒孙)。6月底的一天,我和先生特意去了汪大师的工作室,希望他为我们即将要开业的中餐厅招聘几个厨艺好的厨师——5月下旬,停工一百多天的新店重新开工装修了。

汪大师让我们不要着急,说正好L大酒店4家分店都停业了,里面的厨师都出来找工作了,这是我们的机会。我们震惊不已——汪大师所说的L大酒店,就是李姐之前提到的那个家——它可是武汉餐饮江湖的龙头老大,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完全停业了呢?

汪大师说,该酒店老板因为涉足房地产,去年下半年资金链出现大问题,但是当时想的是,只要酒店还在正常运转,春节旺季的营业收入就能稍微缓解一下,没想到突发的疫情成了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汪大师说这话时,声音低沉,表情沉重,一副无法面对的模样,因为L酒店在武汉餐饮业中的分量实在太重了。

“不可能是真的吧,听说政府会救市?”我也十分讶异。因为武汉有点想法的餐饮人,几乎明里暗里都是把L酒店当作自己奋斗的目标的。

汪大师说:“这个时候武汉做餐饮的大店,但凡能够撑得下去的,都是放低身段,早上在大厅里做早点,晚上在门口摆大排档,再怎么着也要把最艰难的时候撑过去,而不是这样一直不开业——不开业,就是有问题。”

不久之后,先生带着公司的行政总厨去武汉市内考察菜品时,开车路过L大酒店在武昌某个分店,看见门口停了一大排警车,气氛凝重。再后来,江湖传说L大酒国庆节所有的分店都可能重新开业,但是老板也许就不是那个老板了——大家都猜,应该是政府出手救市了。毕竟它是武汉市乃至湖北省的名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存在,是武汉餐饮人对这个行业在后疫情时期的信心。

5

5月中旬那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核酸检查结果,无疑让餐饮人提心吊胆的日子渐渐远去了:武汉是安全的,一切可以恢复正常。

6月18号,在商场一次性给我们减免了4个月租金以后,西餐厅B店提前两天缴纳了第三季度的租金和物业费。我给杨总发了一条信息:“感谢您鼎力相助,帮我们渡过最为艰难的关口。生意恢复的情况比预期稍好,有信心。”杨总回复:“好的,谢谢!”仿佛这一刻,商场与商家的命运已结合在一起,彼此怜悯支撑,肝胆相照。

端午节小长假第一天,我们3个店的生意量明显比五一时要好。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流如织,除了人们仍然戴着口罩,一切仿佛回到从前。虽然那些隐形的伤痛还在,可是人间烟火气是越来越浓了。到了7月中旬,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和高考、中考的结束,外出就餐的人明显多了起来,我们的生意也相应出现了一个小旺季——虽然比往年晚了一个月,也缩短了一个月,营收恢复程度也只有往年的七八成,但终究是慢慢好起来了。

在武汉解封之初,业内的朋友们都满怀希望地说:“快了,等9月份,等百万大学生回来以后,生意就会好起来。”然而,8月初,从卫总那里得到消息,说至少是秋季开学的这一学期,武汉所有的大学将实行封闭式管理,所有人员非必要不许外出,“我有几个朋友在大学后勤集团承租食堂,已经被要求利用暑期将食堂按餐厅标准装修升级,以迎接封闭管理的新学期”。这样看来,那些以大学生消费占多数的商圈餐饮,依然艰难。

8月份的小旺季刚过,有一天早上我在菜市场打货,听说本地一家大型餐饮酒店也转让了,新的老板前两天刚接手。这家酒店就在我家小区门口不远,5年前开业,生意一直红红火火,最艰难的时候已经熬过去了,下半年的太平生意眼看着就要到了,我们的几个店都正磨刀霍霍准备中秋节和国庆节的生意呢,它怎么会突然转让了呢?

“不会吧?”我发微信问一位与这家酒店老板熟悉的朋友。朋友当即打来电话说是真的。他说,疫情后,宴席生意艰难,这家店控股的大股东为了顺应时势、增加收入,便学习武汉市内的大酒店,在5月份就将大厅一楼的一角做了简单的装修改造,早上做早点,中午做便餐,晚上做夜市排档。但是生意并没有做起来,投资改造的一二十多万块钱直接亏损掉了,还不算营业亏损。下面的小股东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加上疫情期间的损失令人意难平,便群起而攻之,重新找了另外一个大酒店的老板,直接更换了控股人。

朋友说罢,长叹一声,说:“难啊,今年!”

而此时,我们新店装修已经进入尾声。股东朋友们开玩笑说,别人关店,我们开店,我们也是逆行者。

我们西餐厅B店所在的新城区摩尔城早在6月份便招商引进了海底捞火锅,目前正在进行装修,预计国庆节开业。同时新进装修的,还有一家烧烤店和几家小餐饮店——也就是说,这个商场里面因疫情而关门停业的商铺,已全部重新招商铺满了。

每个月的15日,是我们公司发工资的日子。8月15日这一天,先生作为老板,兑现此前承诺:7月份工资全额准时发放。

新店即将开业,半年以来一直在家待岗的老员工全部回来上班了。有的老员工,虽然新店离家比老店远得多,但是因为那份对公司不舍的情结,也高高兴兴地回来了。老板与员工久别重逢的时刻,令人百感交集。

8月底,新店正式开业,李姐和她先生一起过来祝贺。半年多不见,曾经风风火火的她,没有了多年前意气风发的样子。她说以后再也不想开新店了,太累了。她还告诉我,她早年在盘龙城买了一栋私房,闲置多年,现在准备装修起来做一个加工厂,做半成品原材料,专门配送超市和门店,目前正在申请食品卫生批准号。

“你这不还是做的跟餐饮有关系的事情?”我笑问。

“至少做这个比开店轻松吧。”李姐噘噘嘴。

走的时候,李姐说:“好好把店子做着,我们多联系。说不定,以后我的加工厂也会成为你们的中央厨房,毕竟民以食为天,武汉人都是好吃佬,做餐饮有得赚。”

我知道,2020年的下半年,为了在这个自己热爱的城市里幸福地生存下去,所有的人都在竭尽全力。虽然,有的人改变了初衷,有的人选择了坚守。

来源:网易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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